[63]正义问题属于传统法哲学或法伦理学的关注领域。

除增补个别规则外，《民法总则》在立法体例和规范结构上承袭了《民法通则》的监护制度。也就是说，指定监护优于法定监护，而官选监护起着补充作用。

[5]《德国民法典》为此在个人监护之外还承认社团监护与官方监护。因此，有学者在《民法总则》制定期间建议增补监护监督制度[14]，但《民法总则》最终未予采纳。[27]该条规定：应为监护人之顺序如下： （1）受监护人之父指定为监护人者。《德国民法典》仅在将夫妻共同选任为监护人的情况下允许二人同时担任监护人，在其他情况下，家庭法院应为被监护人只选任一个监护人，并且，兄弟姐妹须予监护的，为所有被监护人只选任一个监护人 （第1775条）。监护人对未成年人财产调查及其目录的作成，在有监护监督人时，非经该人见证，不发生效力。

本文拟以未成年人监护为中心，从相关典型立法例、我国现行监护制度对监护监督的结构性需求、构建监护监督的思路与方法等三方面，对民法典如何增补监护监督制度予以系统研究。在法定管理人未作此种努力时，法官得应检察机关或未成年人本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为未成年人任命一名管理人（第389-3条）。既然理论权威只是将原本在那里的东西传递出来，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主要是为了克服认知能力的不足。

权威可能以这种方式发挥影响，例如取消某个原本施加的义务，但这并不是权威通常发挥功能的形态，所以它并不适合来说明权威的一般性质和一般功能。要想缓解与不对称性的矛盾，看起来成功的做法是行动者知道自己的依赖性理由，并且他还大致了解权威者的决定过程，[38]虽然他还是无法完全掌握这个决定是如何被作出的。[61] See David Enoch,Reason-Giving and the Law, in Leslie Green Brian Leiter (eds.), Oxford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Law (Volume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pp.8-9. [62] 参见注[61]，第321、322页。不过，这个条件显然只是应然性的，可能由于各式各样事实上的原因，行动者实际上并未满足它的要求，并且这种不满足可能是经常性的，理论权威的存在因此就变得重要起来。

[15] 然而，断然性命题是否成立或者权威能否成功创造出义务，就需要考察行动者已有的理由—权威者的指令的前半部分。[29]因此，虽然可听可不听的效果使它们都能被称为建议，但是这其中的结构性因素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就像一个经常让我投资并失败的财经专家，他的确还是可以主张自己是财经专家，但是他的建议对我而言已经不再具备分量加重的效果。于是，其他人在没有独立研究或者评价他的推理（是否妥当）时，就直接接受权威者的陈述，这种做法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合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正当权威，且它所输出的结果一定是义务，那么，即使当正当权威作出错误的指令时，它也理应是受保护的理由。第四、五两节将集中讨论实践权威创造义务的问题，分别考察理由进—义务出与义务进—义务出这两种具体方式，证明它们都是不成功的。

[52] 这表明，权威的程序性观念一定不会是抽签、赌博之类的价值盲目性程序。对于权威者而言，即使它错了也能输出受保护的理由，而且这一切还是正当的，那么，这个过程几乎无法以合理的方式来回答。不过，这种权威的意义非常有限，一方面，在领域上，它只能针对社会合作的问题，而没有理由针对其他的情形。至少，一个（时间或成本上）更经济的程序明显优于一个更浪费的程序，这往往需要借助专家的判断。

[44] 当然，理论权威也有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这是本节后一部分的内容。这一点，明显不同于朋友的建议。

但如我早前所说的，不对称性是权威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即权威关系必然具备不对称性，但具备不对称性的并不必然是权威关系。[30]一个人相对于其他人事实上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更有见识，这就是对权威地位的准确描述。

于是，理论权威的实践效果就变成这个样子：理由进—（分量加重）理由出。[77] 参见注[3]，第306-313页。具体来说，这种建议中所包含的建议质量与友谊两个部分，是分别施加分量的，即友谊的分量并没有被附加到建议之上，所以，你的建议有问题本身仍然是合适的反对理由。权威关系蕴含的这种不对称性，说明了为什么理论家很容易认同这个主张：实践权威化约为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34]因为规范性权力本来就是一种单方意志或决定足以改变对方规范性地位的权利，[35]这基本上契合了规范关系的不对称性。其三，他们的决定给予社群成员作出特定行动的义务，成员其后就不能再任意行事，所以他们给予了受保护的理由。也就是说，校长的指令能够促使我更好地服从我自己已有的行动理由的指引，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正当的权威者。

[50] See Scott Shapiro,Authority, in Jules Coleman Scott Shapiro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Philosophy of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431-439. [51] 例如，一个民主化的程序显然比抽签或掷骰子更复杂，但也被视为是更好的程序，因为它所产出的决定更容易被附加理性这个标签。反过来讲，要想证明A的存在是重要的，那么A就一定要以某种方式作用于B在情形C中有理由做φ这件事，用Raz的话说，就是取代或者排除了某些已有（独立）的理由。

纵使它在很多时候的确是恣意的，但政治权威毕竟不是纯粹暴力的行使（the exercise of physical power），即使在独断专行的时候，它至少要主张自己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如果我不这样做，就等于挑战了校长作为权威者的地位。

[6] See Robert Paul Wolff, In Defense of Anarch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p.3-19. [7] See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p.55-62. [8] 同注[7]，第59页。因此，只有财经专家对于股民该如何投资的建议，才会满足不对称性的要求，他们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

此时存在一个悖论：如果行动者因为正当权威的错误结果，就拒绝将它的指令视为受保护的理由，那么，获得通常证立命题支持的权威，就不再是正当的权威。我暗恋你这的确是不对称的关系，但是这却并未使得你拥有对我的权威。这就相当于足球比赛中的裁判，由于他被足球这种制度赋予了判断犯不犯规的权力，很容易被认为是比赛中的权威者，并且，当他说你犯规了或者进球无效的时候，场上队员的确有服从的义务。[6] 为了避免权威因与自治矛盾而有可能丧失正当性，Raz给出了一种独特的权威观念，他称之为服务权威观（service conception of authority）。

因此在概念上，无差异命题与理论权威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这一点，就使得其他人会合理（reasonable）地相信，相比于其他人自己独立的研究，他就该领域所说的内容更可能是正确的。

[23]此时，A作为权威者，对于B在情形C中有理由做φ这件事情而言，其存在就是无关紧要的。要么你根本就不是权威，而我将你当作权威，那么这种做法就是非理性的或盲目的。

因此，这仍然是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理论权威 导言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政治权威（political authority）的统治之下。

当二阶理由和一阶理由相遇的时候，即使就分量而言，那个一阶理由更重，但由于性质上的原因，二阶理由就足以凌驾于所有一阶理由之上，否则二阶理由就不具备二阶性。情形的确如此吗？ 三、理论权威的实践功能 （一）半透明性的三个条件 然而，如果无差异命题的确是成功的，那么就必然预设理论权威的双向透明性，即不但权威者能够透明地掌握行动者的理由权衡，且同时，行动者也能够透明地了解权威者的决定考量过程。尽管并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事实上的确会存在好程序与坏程序的区别。朱佳峰：《告别政治义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76-79页。

同时，这种动态性也可以回应Enoch所举的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例子所潜藏的困难。为行文的一贯性，我将它都改为后一个用语。

[50]但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我认为这仍然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理论权威（的实践功能）的特例：第一，对于一个程序好还是不好的判断，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认知性的问题。[37]如果权威者没有能力把握行动者的理由权衡，显然他就没有资格担任权威者。

（二）理论权威与不对称性 刚才的分析获得了Hart的支持，他说，一个人要想成为某一领域的权威，他必须在事实上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更有见识（superior knowledge, intelligence, or wisdom）。[42] See Gerald Dwork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p.3-33. [43] 所以，事实上并未满足这个条件，并不必然涉及到对自治这个价值的损害。